传统左派亲中媒体是如何在香港回归的历史大变迁中，适应新的生存氛围，开拓新的发展空间的？以大公报的变迁为例：

虽然对香港版《大公报》较为陌生，但在中国内地的新闻研究领域，《大公报》始终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民国时期，这份报纸是无可救药的“扒粪者”，由于影响巨大，张季鸾等报人已经和一些国民党的领导人结成了可以直呼其名的亲密关系，但他们仍然与官方保持着极合适的距离，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

1902年，在天津的法国租界，保皇派代表英敛之创办了《大公报》。这个希望国家和清王朝能够沿着渐进式改革方向前进的清朝正红旗人，接受过西式的教育。但在目睹了革命党人将皇帝赶下宝座以后，他心灰意冷，将报馆售予股东之一王郅隆。随后王郅隆的一项人事任命彻底改变了这份报纸的命运。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

胡政之不仅是优秀的管理者，还是杰出的记者。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影响力的文章。而对胡政之的职业生涯来说，最辉煌的一笔莫过巴黎和会之旅。一战结束后，胡政之以《大公报》记者身份赴巴黎采访巴黎和会，开创中国记者采访国际会议的先河。

投资人王郅隆是北洋时期军阀段祺瑞和安福系的拥护者。年复一年，北京统治权不断在各大军阀中击鼓传花，寄希望于某个政治势力被证明只是幻梦。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丧生，安福系于次年垮台。难以为继的《大公报》于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

但胡政之等人的理想并未消失。胡找到新投资者――民国初期金融界著名人物、若干年后成为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的吴鼎昌，并拉来曾参与《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起草工作的著名报人张季鸾，三人合办了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

新记时期的《大公报》创造了中国报业史的一个巅峰。1926年9月，《大公报》复刊号由张季鸳执笔发表《本社同人之旨趣》，其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而吴、胡、张三人也达成了一定默契：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胡政之与张季鸾凭管理和技术入股，不向任何方面募款；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

复刊后的《大公报》起初发行量不足2000份，到了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1936年，随着吴鼎昌受邀南下入阁担任实业部部长，《大公报》的发展重心随之南下，创办了上海版。津沪版也同时发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1945年，抗战结束后，《大公报》的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四个版总发行量达20万份。

在《大公报》这段大放异彩的时期，张季鸾等大公报报人获得了至高荣耀。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通电全国拥蒋入关两大新闻，皆为《大公报》独家发布；1935年至1937年，《大公报》连载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公开报道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这份没有政党立场的报纸，在西安事变期间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影响力。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时，张季鸾收到张学良打给他的专电。张对他详列了东北军的几项主张。之后，“他（张季鸾）颜色凄黯，在屋里绕了几个圈子，却仍然一语不发。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编辑部里最沉郁的一天，大家肃然不哗，谁都在注意着季鸾先生的举动。”大公报报人许君远回忆。次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头条刊登《张学良竟率部叛变，蒋委员长被留西安》的消息，并没有配发社评，不表达立场。

14日、16日，《大公报》发表了张季鸾亲自撰写的社评《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提出和平解决，让蒋介石平安归来，重新领导国家。

18日，这份报纸带动的民意高潮来临，张季鸾亲自撰写的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随后，南京政府派飞机把印有这篇社评的《大公报》在西安上空投下了数万份，这在中国报业史上也是一次奇观。

1941年，这份报纸得到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最佳报纸奖”，震动整个民国的报业同仁。密苏里新闻学院认为“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

至此，《大公报》成为迄今唯一一个获此奖项的中国报纸，此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

1941年，张季鸾过世后，获得过国共两党积极评价的《大公报》，开始让两个政党都感到紧张，并指责其为敌对阵营的帮凶。1943年，《大公报》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对比河南灾民惨状，斥责重庆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国民政府，被勒令停刊3天。而于国共内战期间发表的《质中共》等社评，则被《新华日报》抨击为对蒋介石“小骂大帮忙”，是“法西斯帮凶”。

1949年，随着国民党军队从天津和上海等城市败退，新政权接管了《大公报》。津版改组为《进步日报》；上海版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重庆版在新政权入驻9个月后，于1952年8月4日终刊，后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刊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

此后，《进步日报》与上海版《大公报》合并,新《大公报》出版。虽然1958年，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曾为其背书称，“首先，《大公报》是爱国的；其次，是坚持抗日的；再次，她为中国的新闻界培养了众多的杰出人才”，但在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来临后，这份报纸被改名为《前进报》，103天后，《前进报》也宣布停刊。至此，内地再无《大公报》，只剩下港版一直存在至今。

“我去澳门的时候，见到何厚铧特首。他讲，他们从小是看《大公报》长大的，他的父亲何贤，是在老社长费彝民手把手的教导下走上了爱国的道路。《大公报》是爱国爱党人的旗帜，他们团结在《大公报》的旗帜下。香港回归以后，在内地的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公报》起到了传递信息前线需求的作用。”大公报现任社长姜在忠说。

在1997年之前，这样的定位并不会让多少港人产生反感，因为那时各家报纸都立场鲜明。上世纪70年代以前，香港报纸成为众多政治力量的角逐场，被港人大致划分为左、中、右三个派别，其中《大公报》《文汇报》《香港商报》为代表的媒体因其亲北京立场（甚至由北京直接创办或接管），因此被称为“左派报纸”。而1980年代一直到1997年，左、中、右开始慢慢演化为“亲北京”与“亲港”（港英政府）之分。

在1997年之前，香港《大公报》经常被查封，而这段历史被《大公报》人称为与港英当局对抗的历史。除了有政治任务外，这份报纸继承了民国时期的优良传统，成为不少新闻人才的培养基地。如金庸、梁羽生这两位武侠小说家的不少作品是在《大公报》工作期间创作，并发表在该报专栏上。

1997年后，一些报纸开始慢慢商业化，政治倾向趋向模糊。但只有《大公报》和《文汇报》等左派报纸的立场一直没有变化。

这种鲜明的政治立场也给《大公报》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在香港，市民们对商业报纸更感兴趣，在《大公报》上他们只能读到一些转载自新华社或在写作上与中央党媒无异的报道；但在大陆，这份报纸又颇受官方欢迎，一些省市高官赴香港参访时，必定拜访大公报和文汇报的总部，招商广告以软文形式成堆出现在报纸头版，甚至一些招商活动亦由该报承办。

特首和一些本港议员、高级公务员时常赞誉《大公报》信息准确。“面对资讯爆炸的社会环境，《大公报》始终以严谨的态度处理每一宗新闻，大家可以放心地阅读，相信刊出的新闻，都是准确而专业的报道。”前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说。但在香港电台2009年，针对香港市民对传媒可信度的一项调查显示：《文汇报》及《大公报》可信度分数排行反而被认为最低。

由于香港市场的变化，香港回归以来，《大公报》在内地的办事处每年都在增多，在最遥远的新疆亦设有办事处。在云南，他们成立了南亚新闻中心，河南的办事处则升级为中原新闻中心，福建则有海峡西岸新闻中心。一些地方办事处以经营为主要目标，以配合省市政府对当地发展的规划。

《大公报》特殊的定位，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局。“在香港像党报一样发声，必然要失去部分商业广告和市场，但报纸要维持下去需要广告。在内地没有发行和读者的情况下，也没有商业广告，所以地方办事处只能与地方政府合作，以维护官方的招商广告为己任，才能完成总社下达的经营任务。”一位大公报地方办事处负责人称。

虽然大陆有关法规严禁媒体地方记者站从事发行和广告等经营活动、规定记者站不能私自设立网站和编发专刊，但这并不适用于香港的左派报纸。官方甚至发文默认了此类行为。2004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广告收入营业税政策的通知》，通知称，鉴于香港大公报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办事处承揽广告业务后，广告的设计、制作、印刷和发布均在香港完成，对香港大公报和香港文汇报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办事处承揽广告业务取得的广告收入，不征收营业税。

目前，《大公报》开始将重心向网络倾斜。祖籍浙江的企业家林学飞选择投资“大公网”，今年6月，这个曾经以北美华人读者为主的纸媒官方网站正在朝新闻门户网站转型，并初具规模。“林学飞先生是成功的企业家，积累了许多做事业的成功经验，经有关方面批准，现在《大公报》与林学飞先生合作建设大公网，这为百年大公报注入了新的活力。”姜在忠说。

除了大公网外，已经停刊的由《大公报》创办、因连载金庸武侠小说而风靡香江的《新晚报》有望复刊。据香港《信报》报道，该报拟以免费报章的形式出版，最快8月出版，初步投资3亿元。据悉，《大公报》高层及投资者已与该公司接触，但称未有具体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