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先来个《中国式过马路》
近日，网友们调侃国人集体闯红灯现象，将其称之为“中国式过马路”，认为只要“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许多人认为，这种做法是因为大家交通安全意识淡薄所致。
诚然，这种现象几乎不间断地在每个城市的街道上出现，许多行人的安全出行意识也很淡薄。大家都知道，和汽车等机动车相比，行人肯定是“弱势群体”。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可以让大家集体“违法”，将自己的安全置身度外呢？
行人“闯红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违法成本”太低了。“只要我们大家一起过马路，就没有车敢撞我们。”“就是这一半次，应该不要紧的。”这是记者听到的关于“中国式过马路”主要的原因，只要一个匆忙的理由，就可以置交通法规不顾，横闯红灯而去，而许多正常行驶的机动车不得不小心翼翼对“闯红灯”行人进行避让。
大家都知道，近些年我国对机动车安全驾驶的要求更加严格，在许多城市大量“高清摄像头”的“监督”之下，司机对于闯红灯可以免于处罚的侥幸心理已经越来越少，特别是在一些重点路段，机动车都要严格按照标志线通行，否则都会受到处罚。
那么由此而发，我们是不是考虑可以加大对行人闯红灯的“处罚”呢？想说明的一点，这种处罚不能只是罚款了事，更重要的是加强对行人的安全意识教育，形成全民安全出行的氛围。在兰州市许多路口安排了交通协管员，每当有行人“闯红灯”时，协管员就会吹响清脆的哨声，许多闯红灯的行人“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之下停下自己违法的脚步。
“开车的时候骂走路的，走路的时候骂开车的。”随着汽车时代的来临，人车矛盾凸显，除了行人加强自身的安全出行意识之外，为行人创造安全出行的环境更不可少。
在一些城市，行走已经变成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一些城市的非机动车道变成了事实上的机动车道，路边的人行道变成了汽车的临时停车场，有的红绿灯时间间隔太短，来不及让行人通过。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一些行人“闯红灯”之类的行为，是客观上由于城市交通规划和管理不足造成的。
评论：“文明过马路，安全你我他。”这是我们小时候就看到的一条标语，但几十年后直到今天仍然很难良好地实现。但我们依然希望从“你我他”做起，不久之后让“中国式过马路”成为安全通行的代名词。

北大校长周其凤为母亲跪拜庆生，在网上引来不少非议。日前，周其凤向香港学者张信刚赠送了一张CD，称“这是我为妈妈新写的一首歌”，这首歌由宋祖英演唱。有媒体记者欲采访此事，周其凤十分低调，明确表示不接受采访，“我现在是笑也不行，哭也不行”。
从高唱《化学之歌》到参加各类演说，周其凤在媒体面前从来都很“性情”。但是现在他不仅拒绝媒体采访，而且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不满，这与倪萍参加全国两会时说“我就是要当哑巴”一样，充满了“惹不起，躲得起”的无奈。因为“笑也不行，哭也不行”，所以干脆不哭、不笑、不吱声。
事实上，不论是给90岁的老母亲下跪庆生，还是为她创作新歌，原本都是私事，无关公众痛痒。不错，周其凤是北大校长、知名学者，是公众人物，但他同样有父母亲人、有私人生活，有私事不受外界置喙的权利。当这种权利不仅被侵犯，而且被某些人站在“道德高地上”无端指责，他怎么能不感到无奈呢？
毫无疑问，我们对公众人物的质疑应该有个边界，这个边界就是“公共利益”。凡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不管你是高级官员还是明星大腕，都必须接受媒体的监督、公众的质询，而不能以“国家秘密”等理由搪塞。反之，只要与公共利益无关，公众人物和普通公民就享有一样的隐私权。以此而论，周其凤回农村老家，给自己的母亲下跪拜寿，完全与他人无干，网友把相关照片上传到网上，一些人对此作各种诛心之论，实际上都逾越了质疑的边界，失去了道义上的正义性。
时下，我们对公众人物的关注和质疑，常常越过应有的边界，以至于后者的隐私频频遭到过度“消费”。这样的舆论偏差理应得到矫正，否则会有更多的公众人物遇事“三缄其口”，而整个社会的舆论生态将变得更加暴戾，可能走到胡适所说的猜疑、冷酷与不容忍的地步。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凡事保持必要的冷静和克制。另外，包括新兴媒体在内的各种社会媒介，在对公众人物进行评议时也要守住边界，不能动辄拿人家的私事炒作，不能过度地干预他人的生活。否则即便你的出发点是好的，同样容易给受众以“越界有理”的误导。
评论：每个人都有主张隐私保护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保护他人隐私的义务。这不仅是法制社会契约精神的要求，更是道德社会相互尊重的需要。尽管在信息时代，很多人有微博，有麦克风，都可以自由表达，但是，我们在发言之前，还是应该问一问自己“这样做合法、合理、合情、合适吗”？假如答案是不确定的，那么最好谨慎处置，以免伤人误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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