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后的香港

　　过渡期在1997年6月30日结束，香港正式结束英国的殖民管治，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董建华为首任行政长官。然而，就在3个月后，东南亚及日、韩、台货币受外来冲击。香港亦不能幸免于难，地产产值大幅下跌、失业率由2%升至6%、经济增长率亦由正变负、恒生指数由1997年8月所创的16820点历史新高，下跌至翌年8月的6700点、银行同业拆息由被狙击前的数厘升至数十厘，当中隔夜利率更于1997年10月23日高见300厘。
　　1998年8月中，当时的财政司司长曾荫权、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会同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邝其志宣布动用外汇基金入市，试图扭转一年多恒生指数跌势，最后动用了1180亿港元成功击退以量子基金为首的炒家。随著1999年因当年因香港政府于1998年入市购入的“官股”而衍生出来的盈富基金加上美国的科网热吹至，香港股票市场再一次进入疯狂状态。恒生指数亦约12000点，上升至18300点历史新高，失业率由6%下降至4.5%，经济增长率上升10%，但随著美国的科网热减退，香港的科网泡沫亦随即破灭，及后于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香港交易所继87股灾停市四天后，宣布停巿一天。香港无可避免持续衰退，加上以往香港扮演中国转口港的优势受到上海、广州和深圳的挑战，而且面对经济转型和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令制造业北移，失业、通缩问题随之而来。政府连串政策失误和不擅建立良好的公关形象，令政府处于弱势，社会不满气氛与日俱增，这股衰退潮一直持续至2003年尾仍未竭止。

　　2003年春，由于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爆发，香港各方面都大受打击；直至6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香港从“发生本地传染地区”的名单中剔除。是次疫症中，香港有1755人感染，共299人死亡，经济损失无法估计，失业率升上至8.7%的历史新高。政府处理抗疫过程备受批评，市民由从前只着眼经济发展、转而开始关心本土政治。同年年中，政府就《香港基本法》第23条关于国家安全问题强行立法时，成为市民对政府施政不满的导火线，引发同年7月1日的50万人大游行及视为亲政府一方的自由党于此时突然宣布反对，政府才只好暂时搁置立法。游行过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对港政策，再次变成着重经济方面，如落实香港与中国大陆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以及推行“个人游”，容许中国大陆部分省市居民来港作短暂旅游，并落实兴建港珠澳大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物流中心的地位。

　　2003年7月1日，以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为首的大批市民，参与七一游行；主办单位指人数达50万人。其后两年的7月1日都有进行游行，争取民主及反对官商勾结。

　　2004年5、6月、香港成为“泛珠三角9+2”经济整合的成员，继续发挥原有的优势。另外，民企自由行令香港继续成为大陆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外国和香港企业进军大陆市场的“窗口”。人民币可在香港兑换令香港成为人民币最大的离岸中心。特区政府亦开始和中央、各级政府商讨香港和内地的公路、铁路规划，加强两地的陆路交通联系，确保香港继续成为亚洲重要的金融、航运和服务中心。同年7、8月，香港开始出现轻微通胀，正式走出持续了68个月的通缩期。

　　2005年3月12日，行政长官董建华突然以健康为由辞职，同时获中央委任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辞职的原因，社会普遍认为他是面对各种压力，尤其面对七年来施政效果不理想的指摘，身心俱疲。时任政务司司长的曾荫权，宣布参选行政长官以替代董建华辞职的空缺，最后成为唯一获得有效提名的候选人，于6月21日获中央政府正式任命出任新的行政长官，并于6月24日赴京宣誓就职。曾荫权继任之后，给香港政坛带来新气象，市民对香港政府的信心和评价普遍回升。

　　2005年9月12日，亚洲第二个迪士尼乐园于在香港大屿山竹篙湾开幕，为香港的旅游和经济注入了活力。

　　2005年12月4日，大批市民参与争取香港普选大游行，主办单位指人数有25万，其他调查团体统计约3万人。
　　2005年12月13日至12月18日，第六次世贸部长级会议于香港举行，各国示威者到港游行示威，包括欧美的社运人士、菲律宾、印尼、韩国等亚太区的工会人士等，其中以韩国农民最受传媒注目。12月17日与警方在湾仔一带发生冲突。